彝族是古羌人南下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西南土著部落不断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在六七千年前彝族少女，居住在我国西北河湟地区的古羌人，开始向四面发展，其中有一支向祖国的西南方向游弋。到3000多年前，这支向西南游弋的古羌人以民族部落为单位，在祖国的西南地区形成“六夷”、“七羌”、“九氐”，即史书中常出现的所谓“越嵩夷”、“青羌”、“侮”、“昆明”、“劳浸”、“靡莫”等部族。当古羌人游弋到西南时，西南地区已有与其先后到达的两大古老族群——百濮族群了百越族群。古羌人到西南后，他们和百濮、百越长期相处、互相融合，并吸收和百濮、百越的南方文化。魏晋以后，昆明人与焚(濮)的融合发展为对僚人的融合。汉至六朝，汉文史籍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四川南部的主要居民称为叟人，有时则以叟、濮并列。 今天的羌族正是古代羌支中保留羌族族称以及最传统文化的一支，与汉族、土家族、藏族、彝族、纳西族、白族、哈尼族、傈僳族、普米族、景颇族、拉祜族、基诺族等为兄弟民族，皆出自古羌。
　　隋唐以来，彝族先民地区有乌蛮与白蛮的分化，乌蛮系由昆明部落发展而成，白蛮系以叟、濮为主体，并与其他民族融合而成。 
　　彝族先民在长期形成与发展中，活动范围曾遍及今云南、四川、贵州三省腹心地带及广西的一部分，其核心地区应是三省毗连的广大地区。 
　　彝族历史上一个重要特征，是长时期保持着奴隶占有制度。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及其以前，彝族先民社会已出现游牧部落与定居农业部落的分化。东汉至魏晋时期，各彝族先民地区继续分化出一批叟帅、夷王，表明在征服濮人等部落的基础上，昆明部落已基本完成从原始部落向奴隶占有制度的过渡。 
　　8世纪30年代，蒙舍诏统一六诏，云南彝族、白族先民联合各族上层建立了南诏奴隶制政权，统治中心在今云南西部大理白族自治州一带，统治范围达到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与四川南部，基本上控制了彝族先民的主要分布地区。 
　　南诏奴隶制王朝曾长期统治彝族先民地区，不能不对当地奴隶制的存在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唐天复二年（902），南诏奴隶制王朝的覆灭，不意味着彝族先民地区奴隶制随之消亡。两宋300多年中，戎（宜宾）、泸（泸县）、黎（汉原）3州的彝族先民，处在宋王朝与大理政权的相互争取之中，出现了奴隶制经济相对繁荣的局面。与之相配合，奴隶制生产关系出现了强大部落奴役小部落的情况。 
　　蒙古蒙哥汗三年（1253），蒙古骑兵自四川分三道进攻云南，经彝族地区，促使处于分裂状态的各彝族地区出现比较松散的反蒙古联合，开始统一于罗罗族称之下。与之相对应，蒙古贵族加强了对各地彝族兹莫即土长的争取工作，发展为在部分边疆民族地区分封各族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土司制度。自1263～1287年，相继在今越西、西昌、屏山、大方、昭通、威宁等地设立彝族土司。 
　　彝族人明代276年间，地跨云、贵、川三省的水西（大方），乌撤（威宁）、乌蒙（昭通）、芒部（镇雄）、东川（会泽）、永宁（叙永）、马湖（屏山）、建昌（西昌）等地各彝族土司（兹莫）连成一片，相互支援，保持着基本上相同的奴隶制度，与低下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各彝族地区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土司及黑骨、白骨与家奴3个等级。在上述等级关系的基础上，明代水西、建昌、乌蒙等地彝族的土司制度仍然是奴隶制的上层建筑。 
　　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在彝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给土司、土目、奴隶主势力以沉重打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部分地区比较迅速地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

历史资料应该可见吧。

彝族是少数民族，历史也听悠久的了

彝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其族源研究表明,彝族与古老的藏缅语族诸民族早在公元纪年以前,已形成了较大的人们共同体集团,在今川、滇横断山脉的河谷平原和山间盆地上生息繁衍；在中国秦汉时期,西南地区以昆明、窄部、施牛夷、白狼夷、曳等部族所组成的“夷”系部族集团与今藏缅语族各民族,特别是彝语支诸民族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从汉末魏晋开始,“夷”系部族集团在与古老的“旗”系部族融合的基础上,开始了民族的分化或重组。彝民族也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开始形成,亦即彝族古史传说中的六祖分支的时代。 

唐宋时期是彝族先民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分布于川、滇、黔三省毗连地区的乌蛮和云南洱海地区的乌蛮,其主要的部族成分是今彝民族的直接族源。公元8世纪30年代,再海地区蒙舍诏乌蛮建立了强大的南诏政权,进而统一了云南全境。南诏政权是以乌蛮为最高统治者,吸收白蛮（今白族先民）为其统治基础的多民族国家政权。在南诏统治的近200年的历史中,中国西南各民族,特别是彝族,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了长乏足的发展,彝族已成为一个较为稳定的人们共同体集团。南诏灭亡后,在以白蛮为首所建主的大理政权的统治下,彝族乌蛮仍是重要的政治力量,甚至在大理国内,彝族乌蛮“兹摩徒”部在滇东南建立了一个“自杞”政权；而在贵州西部和中部还有彝族所建立的“罗甸”和“罗施”政权。彝族所建立的这些政权,其内部首脑集世俗权力和宗教祭司为一身,在汉文史籍上被称之为“鬼主”。 

元1253年,蒙古骑兵自川西分三路进攻大理, 路经彝族地区,使各地处于分散状况的彝族统一纳入蒙古帝国的统治之下,并以“罗罗”统称之。元朝建在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自1263年1287年,相继在今越西、西吕、屏山、大方、昭通、威宁等地设立了彝族土司。明朝承袭元制,在其276年的统治时期,位于云、贵、川三省的水西（大方）、（威宁）、乌蒙（昭通）、芒部（镇雄）、东川（会泽）、永宁（叙永）、马湖（屏山）、建昌（西昌）彝族士司在地域上连成了一片,他们“有事则相援”,其内部的统治制度也基本相同,社会趋,民族文化日趋成熟。与此同时,由于长期的对封闭和各土司之间频繁的战争,以及黑彝势纷崛起、民族纠纷急剧增多等原因,在士司统期,彝族地区的社会生产从原来的繁荣开始逐不前。 

清代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在彝族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士归流”这一社会变革是与清王朝的血腥镇压和彝族人民的反抗相伴始终的,它给当时彝族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与此同时,流后,由于实行流官统治,派驻彝族地区的各在善后处理上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措施,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也由于打族长期以来的社会封闭状况,废除了土司对彝的世袭盘剥,不少地方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因此,改流后的彝族地区社会发展迅速,如东蒙等地,至乾隆十一年(1746年),已是“汉土民夷,比屋而居……与内地气象无二”。而四川凉山等彝族地区,由于清政府的改士归流不力,其封闭的传统社会仍在延续,社会经济发展较为缓慢。1840年以后,彝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较著名的有1856年至1876年彝族首领李文学领导的云南哀牢山人民反封建压迫的斗争；1895年云南金平、元阳等地彝族和哈尼族人民抗击法国侵略军的斗争；1903年云南个旧锡矿彝族矿王和周边农民掀起的反帝、反官僚资本家残酷剥削的斗争,等等。 

彝族及其先民在历史上有许多族称,汉唐之际有所谓“昆明”、“叟”、“夷”、“爨”、“乌蛮”、“卢鹿”等,宋代开始出现大量的以地名或部落支系名称为彝族族称的记载,有所谓罗婺、罗雄、乌撒、乌蒙等多种支系名称,元代则将彝族统一称之为“罗罗”。罗罗是一种总称,在明代还记载有白罗罗、黑罗罗、撤弥罗罗、阿者罗罗等。这些在罗罗之前缀加的称谓实际上多是不同支系彝族的自称或他称。逮及走近代,各地彝族不同支系的自称和他称多达数十种,主要的自称有：“诺苏濮”主要分布在四川凉山州及云南的宁蒗、华坪、永胜、永善等地；“纳苏濮”主要分布在云南省的武定、禄劝、弥勒、昭通地区和贵州省的毕节地区；“迷撒拨、纳罗拨”,主要分布在云南省的巍山、凤庆、景东、云县、漾鼻等地；“罗罗濮”,主要分布在云南省的景东、云县、个旧、墨江、双柏等地；“撒尼濮”,主要分布在云南省的昆明、石林地区、泸西、弥勒等地；“聂苏濮”,主要分布在云南省的龙武、石屏、云龙、昌宁、双柏等地；“阿哲濮”,主要分布在云立南省的弥勒、易门、双柏等地；“阿细濮”,主要分布在云南省的弥勒、石林等地；“腊鲁濮”,主要分布在云南省的云县、普洱、新平、墨江、华坪等地；“黎拨”,主要分布在云南省的凤庆、华坪、永胜等地；“山苏、阿租拨”,分布于云南省的武定、新平、元江、峨山等地；“格濮、阿多濮”,分布于云南省的泸西、弥勒、师宗、鹤庆等地；“阿武、阿乌拨”,分布于云南省的弥勒、元阳、西畴、金平等县；“罗米”,分布于云南省的风庆、景东、墨江、普洱等地；“阿罗棋”,分布于云南省的武定、师宗和陆良等地；“撒摩都”,主要分布于云南省的昆明市郊区；“泼哇、咋柯、颇罗”,分布于云南省东南部的文山、开远、砚山、马关、金平等地；地；“堂郎”,分布在云南省丽江县；“他鲁苏、拉乌苏、纳若、纳渣苏、六浔簿”,均分布于云南省的永胜县。 

彝族在历史上尽管有许多自称和他称,但在历朝文献记载中多有统一的族称概括之,如自元代出现的“罗罗”族称,是彝族各支系所通用的、社会广泛承认的一种民族称谓,并一直沿用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主后,根据彝族人民自己的意愿,其族名采用“彝”字,作为民族族称。

一、彝、藏两种文化的共同性调查

1、九龙彝族与周边藏族在宗教习惯和丧葬习俗方面的共同性
　　（1）多神崇拜的宗教观念。彝族是一个具有多神崇拜观念的民族，在《九龙县志》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彝族崇信鬼神，对一些自然物体或自然现象，诸如天、地、山、川、风、雨、雷、电、太阳、月亮等，都以为神。”[1]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在九龙及周边的藏族中同样存在这种多神崇拜的观念。例如生活在石棉的藏族信奉“万物有灵的多神教。有天神、地神、山神、水神、打猎神、公道神、白石家神等。”[2]九龙彝族生病时经常请毕摩、苏尼占卜，测吉凶，驱鬼治病等。而雅安市汉源县的藏族在解放前也有“烧羊膀骨卜吉凶，生病后不吃药，跳神撵鬼”[3]的习俗。
　　（2）相同或相近的丧葬习俗。据调查，在解放前九龙、石棉等地的一些藏族有火葬的习惯。据《石棉县志〉记载，“县域藏族的丧葬有火葬、土葬两种形式。上八堡以火葬为主，下八保以土葬为主。火葬时，码柴堆，男九层，女七层”。[4]这种火葬习俗与彝族的火葬习惯是完全一致的。即火葬所用的木柴必须是火葬的当天砍伐的湿柴，码柴堆时，不但必须做到男九层，女七层，而且每一层的木柴根数也必须做到男九根，女七根，按井字形堆放。在火葬过程中，如果尸体燃完后，木柴还没有燃完，就必须把剩余的木柴烧尽燃毕，不能留下柴块等。可见九龙周边的藏族不仅有与彝族相同的火葬制度，而且在火葬的具体细节上也是完全相同的。
　　（3）相同的杀牲祭祀习俗。九龙彝族同周边藏族在父母去世时宰杀牺牲的习俗也基本相似。例如九龙彝族子女在父母去世时，要为父母举行隆重的丧葬仪式。祭奠用的牺牲多则不限，少则必须宰杀一头猪、一只绵羊和一条牛。据彝族群众反映，这三种牲畜对死者的亡灵各有不同的用处，即猪开路，羊带路，牛耕地。因此，彝族子女千方百计地为他们的父母备足上述三种牲畜。据《冕宁县志》记载，藏族“老人逝世，宰猪一头、绵羊一只、牦牛一头（均白色），意为给亡魂作伴”。[5]
　　2、九龙彝族与周边藏族在婚姻习俗方面的共同性
　　（1）相近的婚姻制度。据调查，解放前彝族的习惯法对两性结合的范围有明确的限制，即“民族内婚，等级内婚，家支外婚，姑舅表优先婚，姨表不婚”。笔者在石棉县蟹螺乡、安顺乡的调查中也发现，当地的藏族在解放前也实行民族内婚、姑舅表优先婚、姨表不婚的婚姻制度。解放后虽然这一制度被打破，但是其族内仍然提倡姑舅表婚，不提倡姨表婚，不过不作严格的限制。我们在雅安市政协编写的文史资料《雅安市少数民族》一书中也见到了大致相同的记载：“雅安市境藏族在婚姻上都是一夫一妻制，由父母包办，同族内婚，盛行姑、舅表兄弟姐妹优先通婚，亲上加亲。”
　　（2）相同或相近的婚姻程序。解放前，九龙彝族的婚姻一般要经过定婚、结婚、成家这样三个程序。定婚是两个家庭间的婚姻关系的初步确定阶段。定婚没有明确的年龄限制，一般是在当事人十多岁时，也有的是在只有几岁的时候就由其双方的父母代为确定婚姻关系。从定婚到结婚往往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结婚是对婚姻关系的确认，但它与汉族的结婚是完全不同的。它一般是在女性17至19岁之间举行。在彝族社会中，如果一个女性到了25岁，都没有人来说媒结亲，那么不但女子本人感到羞耻，而且其父母也觉得不体面。这一程序仅仅是一种对婚姻关系的确认。即在这一阶段双方举行一个标志缔结婚姻关系的婚礼，但婚姻双方的当事人，即夫妻之间还不能同住一屋，享受普通的夫妻生活。他们只有完成“成家”（也称安家）这一环节后才能成为正式的或事实上的夫妻。成家这一程序一般在女方20至25岁期间。这一程序必须是在男女双方的年龄都达到一定的要求、并且双方都有单独生活的条件时才能进行。据《冕宁县志》记载，当地藏族也有与彝族相同或相近的习俗：“冕宁藏族婚礼极为复杂。一般是19岁前举行”。“举行婚礼后，男女经常来往，增进了解，一般在20至25岁成家”。[5] 可见冕宁藏族也是结婚和成家是分离的两个程序，他们同彝族一样在举行婚礼后，父母才开始为新婚夫妇修建住房，购置衣物，添置家具等，到万事具备只待东风时才让双方成家。
　　（3）在组建家庭方面，九龙彝族与周边藏族也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九龙彝族一般实行一夫一妻制，一般只有前妻没有生育儿子等极少数有特殊情况者可以实行一夫多妻制，但从来不实行一妻多夫制。而据《冕宁县志》记载，解放前冕宁藏族“一般是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一夫多妻家庭除富有者外一般少有，解放后消除一夫多妻制。”[5]由此可见，冕宁藏族的婚姻家庭制度与九龙彝族很是接近，而与中国其它藏区的婚姻家庭制度确有明显的差异。
　　3、相同或相近的服饰文化和饮食文化
　　在服饰方面，彝族与藏族有许多相同或者相似的地方。例如在石棉、冕宁等县的许多藏族男性都象彝族男子一样喜欢戴黑色头帕，而且所戴的布料、质料、戴法都相同。在上述地区的彝族、藏族男子都喜欢穿羊皮褂子，而且其样式、制作方法都完全一样。上述地区的藏族和彝族妇女心灵手巧，她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都喜欢刺绣和纺织羊毛制品。她们制作出来的针织品和纺织品的样式大同小异。例如笔者在石棉县新棉镇找一位藏族妇女了解她们的刺绣艺术时，她随手掏出随身带的一个装叶子烟的小包包给我看，并且对我说，“这是我们藏族妇女做的，和你们彝族妇女做的没有什么区别”。那烟包的花纹、图案、大小确实与彝族妇女做的完全一样。在饮食方面，冕宁、石棉等地的一些藏族也与九龙彝族一样，喜欢喝竿竿酒，爱吃坨坨肉、火烧馍和喝酸菜汤等。上述地区的部分藏族与九龙彝族一样，热情好客。无论 是相互认识与否，无论是哪个民族的人，只要走到家里来，吃住没有问题。如果遇到亲朋好友、远方客人就要杀猪宰羊，甚至杀牛来招待客人。这与九龙彝族的习惯完全相同。

二、对彝、藏两种文化共同性形成根源的认识

1、从彝、藏两族的民间传说中所反映出来的共同渊源
　　据彝族的古典史诗《勒俄特依》的第11章记载，在远古时期，藏、彝、汉这三种民族的远祖叫居木乌伍，他家生了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说三种语言，即大儿子说藏话，二儿子说彝话，三儿子说汉话。从此居木乌伍的这三个儿子就繁衍成藏、彝、汉三种民族。石棉县蟹螺乡的藏族也有类似说法，他们说，古时候有一家人的三个锅庄说了藏、汉、彝三种语言。于是形成了藏、汉、彝三种民族。
康定民族师专研究民族学、人类学的教授林俊华先生发表在《西藏旅游》2005年第1期上的题为，《纳木日和他们的巫师》一文中说，，“我们在调查时发现，纳木日与彝族有许多相同或相近的文化现象。在纳木日的传说中，有一则讲的是在人类起源时，有兄弟二人，哥哥叫“什吐”，弟弟叫“什扎”。兄弟二人后来分别发展成为纳木日和彝族两支人，其中哥哥叫“什吐”是纳木日的祖先，弟弟叫“什扎”则是彝族的祖先。很有意思的是，在九龙、木里的彝族中也有内容相同的传说。另外，纳木日的语言、服饰、婚俗、丧俗、巫师的宗教活动等也与彝族有许多相近之处。”[6]
　　“什吐”、“什扎”的这一民间传说，把我们从遥远的古代带入了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之中。其理由是在凉山彝族自治州至今仍有“什扎”这一地名，通常把凉山州的冕宁、喜德、甘洛、越西、西昌、昭觉、盐源、木里等县、市称为“什扎”地区；把这一地区的彝语方言称着“什扎”语。据《凉山彝族自治州概况》一书记载，“凉山彝语可分为“依诺”、“什扎”、“所地”三个土语区。”“操“什扎”土语的人口约占凉山彝族人口的50%”。[7]九龙、石棉彝族都是从凉山州的越西、喜德、冕宁、甘洛等县迁来的，这些地区都属于“什扎”地区。因此，石棉、九龙等县的彝族都说他们是什“扎人”，也说“什扎”话。而史称“西番”解放后改称为藏族的，与彝族有文化相融性现象的这部分藏族也正好分布于上述的“什扎”地区。他们自古以来与彝族杂居，两种民族之间相他们自古以来与彝族杂居，两种民族之间相互交往密切。相互之间互不歧视，互不排斥，和睦相处，亲如弟兄。因而在彝藏两族中都有彝族和藏族是一家人的说法。
　　传说往往是一个民族记忆历史的重要方式。上述传说不仅折射出两个民族在远古时代的关系，而且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他们之间至今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认同感。
　　2、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工作者的研究成果揭示出了彝藏两族间的共同渊源
许多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工作者在他们的研究成果中都提到，在今天中国西南地区的诸少数民族中，绝大多数民族都具有共同的渊源，即都是由北方的羌人发展而来。就九龙及周边的彝族与藏族而言，也有一些学者进行过深入的调查研究。
　　林俊华先生在《纳木日和他们的巫师》一文中谈到：“鉴于许多学者考证纳西族和彝族都来源于由北而南迁徙的牦牛羌，而纳木日又与纳西族和彝族都具有密切的联系，因而我们推测，纳木日也族源自牦牛羌。他们很有可能是牦牛羌中与彝族和纳西族比较相近的一支，甚至可能就是同一支人。”[6]林俊华先生在这里所提及的纳木日，生活在九龙、木里一带，他们在历史上被称为西番族，解放后，被识别为藏族。在这里，他明确提出了被称为纳木日的藏族同彝族、纳西族之间的同源关系。
　　关于彝族的族源虽然众说纷纭，但许多学者都倾向于“北来说”，即彝族是由中国西北高原的古代羌人南迁而来的。应该说彝族北来说的观点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首先，在家支关系上，这两种民族都采用以父子联名的方法背诵家谱。其二，古代羌人死后实行火葬，彝族至今还实行火葬。其三，彝族与羌族在婚姻习惯、饮食、服饰文化方面也有许多相似之处等等。当地的一些志书也明确肯定石棉、汉源等地的藏族与羌人之间的联系。如《石棉县志》说：“县域藏族以松林河为界，河北的上八堡藏族自称“木业”或“门尼洛”，下八堡藏族自称“尔苏”或“鲁苏”。旧时汉族统称我国西边各族为“番族”，彝族称为“俄祖”，历史文献和旧志称为“西番”。此所谓“西番”当指环列于黎州三方的牦牛部后裔。其先民同我国藏族一样，在先秦时期是自西北南下的古羌人部落。”[4]汉源县志也有类似的记载。由此可见，九龙彝族与本县周边藏族出现文化共同性的原因，是由于他们都是古羌人的后裔这一同根同源的关系引起的。
　　3、从语言上反映出的彝、藏两种文化的共同渊源
　　民族学家认为，一个民族的起源及其民族的亲属关系，是与其所讲的语言有密切的关系的。语言是民族的一个重要特征，它在构成民族的诸特征中比较稳固而又不易消亡。在九龙、石棉、冕宁等地区的彝族都反映，当地部分藏族的语言与彝语有许多相同或者相近的地方。当地群众所反映出来的这种“相近的地方”，早已被语言学工作者的研究成果所证实。彝语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同藏语的关系虽然较远，但都属同一语族。而在九龙等地的部分被称为藏语“地角话”，有的属于羌语支，有的属于彝语支的一些方言，与彝语的关系则更为亲近。
　　据我们调查，石棉、汉源等地区的部分藏族的语法一般是其句子的语序是主—宾—谓结构。例如汉语“我看书”，当地藏语则说成“我书看”等，而彝语、纳西语的表述方式也是如此。由此可见，上述这部分藏族在语言上也是与彝族非常亲近的。因此两个民族之间出现文化相融性的现象就可以理解了。正因为如此，在彝、汉、藏多民族杂居区，有很多人能够流利地使用彝、汉、藏三种语言。这不仅仅是由于长期杂居的原因，而是三种民族的语言都处于一个语系之中，所以学起来触类旁通。2005年国庆长假中，笔者走访了一位63岁的藏族妇女时发现她不但会说彝话，而且还会唱许多古老的彝族民歌，会猜彝族谜语。正如民间传说的那样，藏族和彝族确实是一家人。我们坚信在社会主义新时期，在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指引下，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一定会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汉、彝、藏等各民族团结之花一定会越开越旺盛。

凉山彝族自称"诺苏"。解放以后，根据广大彝族人民的意愿，以鼎彝之彝作为统一的族称。彝族民间普遍传说，凉山彝族的直系祖先，为距今约两千年前的古侯、曲涅两个原始部落，居住在兹兹蒲武（今云南昭通一带）。据史籍记载和彝族民间传说，至迟在两千多年前，彝族的祖先就居住在滇池地区、哀牢山区、安宁河流域和金沙江两岸，其后逐步发展到滇东北、滇南、黔西北等地，同汉族等各民族人民一起，共同开发了西南边疆。
　　彝族曾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据古彝族文记载和民间传说，在远古时代，彝族有过"打伙做活打伙吃"、"人人一个样"的漫长的原始社会时代。大约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彝族祖先居住的滇池地区和安宁河流域已进入奴隶社会。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描述了当时掳掠奴隶的悲惨情景。
      在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中，奴隶主与奴隶以及其他劳动人民的相互关系，是通过森严的等级制度表现出来的。按照彝族社会的等级结构，全体社会成员大体上划分为兹莫、诺合、曲诺、阿加和呷西五个等级。兹莫，彝语有"权力"之意，解放前汉语称"土司"、"土目"、土舍"，是受封建王朝册封世袭的土官，在历史上曾经是整个凉山彝区的最高统治等级。诺合，彝语意为"黑色的群体"，故汉语诺合为"黑彝"。兹莫和诺合，都属于统治等级，有共同的等级特权。这两个统治等级成员的贵族身份，世代相传，即使其中有的成员经济衰落，也不失其原来的等级身份。曲诺，彝语意为"在黑色之下的白色这种人"，汉语称"白彝"（相对于黑彝）或"百姓"（相对于奴隶）。曲诺属于被统治等级，但在被统治等级中地位最高，主子不能任意买卖、虐杀，有相对独立的经济。阿加，意为"主子寨旁的奴"，汉语称为"安家娃子"，即与主子分开居住的奴隶。阿加被限定住在主子宅旁，常年为主子从事田间劳动和家务劳动，而生活则靠自己维持。呷西，意为"主子锅庄旁边的手脚"，汉语称为"锅庄娃子"，即主子家庭的奴隶。他们从事繁重的田间和家务劳动，毫无人身权利，最受贱视。如牲畜一般被任意买卖、奴役、杀害。凉山彝族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权组织，以父系血缘为基础组成的黑彝家支起着政权的作用。各黑彝家支互不相统属，即所谓"黑彝脑壳一般大"。正因为如此，解放前各家支之间，甚至同一家支内各支之间，常有无休止的冤家纠纷和械斗。其根本原因是奴隶主之间争夺财富。它对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起着极大的破坏作用。
　　勤劳勇敢、富有革命传统的彝族人民，对奴隶主阶级的残暴统治进行过英勇的反抗斗争。仅本世纪初以来，凉山彝族较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就有拉库起义、"娃子寨"起义和反彭火乌甲的斗争，等等。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凉山彝族地区，在冕宁县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彝族果基支首领果基约达与刘伯承在彝海歃血为盟，结拜为兄弟。彝族同胞在红军帮助下组建了"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果基）支队"。许多彝族青年踊跃参加革命队伍，使红军顺利通过彝区。解放战争时期，在党的领导下，彝族人民又与各族人民一道，并肩战斗，迎来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胜利。

建国四十一年来，楚雄彝族人口的发展总的看来，低于全国和全省彝族人口的发展速度，而高于全州总人口的发展水平。发展过程中具有一些显著的特点。
　　第一，1958年与1953年相比，全州人口五年增长6.31%，年均增长1.23%，其中汉族增长6.56%，年均增长1.28%；少数民族增长5.63%，年均增长1.1%；彝族增长5.24%，年均增长1.03%。彝族人口的增长比全州低1.07个百分点，比汉族低1.32个百分点，比少数民族低0.39个百分点。
　　第二，1964年与1958年相比，六年间全州人口虽经历了从1962年开始的恢复性人口出生高峰期，以1964年为例，一年出生7万多人，是历史上人口出生最多的一年，但由于这段时期因自然灾害等原因，出现过人口的负增长年份，故全州人口仅增长9.17%，年均增长1.47%；汉族增长8.19%，年均增长1.32%；少数民族增长11.85%，年均增长1.88%；彝族增长12.76%，年均增长2.02%，快于汉族和少数民族增长速度。
　　第三，1969年与1964年相比，这五年期间正值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期和十年动乱的开始，五年间全州人口增加291625人，增长20.07%，年均增长3.79%；汉族增加228029，增长22.07—，年均增长4.07%；少数民族增加63596人，增长16.18%，年均增长，低于全州水平；彝族增加27092人，增长7.84%，年均增长1.52%，不仅大大低于全州水平也大大低于少数民族的增长幅度，这是因为1969年原报为彝族的武定、元谋两县的俚颇支系28338人，在1969年由彝族改报为傈僳族，致使彝族人口的增长幅度骤然下降，如果没有这个变动，彝族人口仍有较大增长。
　　第四，1982年与1969年相比，全州人口在十三年间增加438285人，增长25.51%，年均增长1.76%；汉族增长23.19%，年均增长1.62%；少数民族增长31.92%，年均增长2.15%；彝族增长30.59%，年均增长2.07%，彝族人口的增长高出全州和汉族人口的增长幅度。
　　第五，1985年与1982年相比，三年间全州人口增加55028人，增长2.55%，年均增长0.84%；汉族增长2.76%，年均增长0.91%；少数民族增长2.01%，年均增长0.66%；彝族增长1.04%，年均增长0.47%，低于全州和其他民族的增长。
　　第六，1990年与1985年相比，这五年间，又值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期，全州人口增加117557人，增长5.32%，年均增长1.04%；汉族增长1.95%，年均增长0.39%；少数民族增长14.08%，年均增长2.67%；彝族增长14.40%，年均增长2.73%，高出全州和汉族人口的增长。
　　第七，1990年与1953年相比，这37年间，全州人口增加1099864人，增长89.5%，年均增长1.74%，其中汉族增长81.62%，年均增长1.63%；少数民族增长110.71%，年均增长2.03%；彝族增长93.87%，年均增长1.81%，高于全州和汉族，低于其他少数民族。彝族人口占全州人口的比重由1953年的23.69%，上升到1990年的24.24%，上升0.55个百分点。彝族人口在少数民族中的比重则由1953年的87.53%，下降到1990年80.53%，下降7个百分点。

凉山彝族自治州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位于四川省西南川滇交界处幅员面积6万余平方公里，总人口415.48万人。境内有汉、彝、藏、蒙古、纳西等10多个世居民族。全州辖17个县市，其中木里为藏族自治县。现州府所在地西昌市位于成昆铁路中段，自古以来就是通往云南和东南亚的"南方丝绸之路"的重镇。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如春。平均气温l7℃可同春城昆明(平均气温14℃）媲美，享有"万紫千红花不谢，冬暖夏凉四时春"之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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