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哲学研究领域的不同
二、哲学研究的方法也不同

中西方哲学的区别，是个涵盖范围相当广泛的研究领域。 
西方哲学在总体上是以肯定‘理性’因素在认识活动乃至在人的整个存在中的主导地位作用，作为哲学精神的主线；‘后现代’哲学思潮的‘非理性’精神，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这种‘理性’精神的否定性表现。就此而言，这些对立冲突，构成了西方哲学在人的存在领域内围绕‘理性’问题展开的发展历程的基本脉络。 
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在整体上对于‘人为’问题持有一种特殊的关注，集中体现在“为”范畴处于历史发展中占主导地位。在中国哲学正式形成的春秋战国时期，“为”已经成为一个基本的哲学范畴，甚至构成了‘百家争鸣’的一个焦点。当时儒、墨、道三大思潮之间的哲学对话，就是围绕‘有为’还是‘无为’、‘为政’还是‘为己’、‘为仁’还是‘为利’等问题展开的，以至于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构成了这些哲学思潮之间内在分水岭。道家的‘无为’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这种‘人为’精神的否定性表现，构成了中国哲学围绕‘人为’问题而展开的发展历程的基本脉络。 

如果对中西方哲学两千多年发展历程来概略性归纳，“人为”与“理性”这两种不同哲理精神，构成了二者之间的一种具有本源性意义的深层差异。 
当然，这种差异，并不等于说中国哲学就根本没有涉及有关‘理性’的问题，也不是说西方哲学也根本没有涉及有关‘人为’（实践）的问题。 
关键在于，二者对哲学领域内各种理论问题的探讨，都分别是围绕‘人为’精神或‘理性’精神这两个不同的核心展开的。能够说明在中西方哲学比较中具有本源性意义的一个典型例证，就是“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的问题。这两种不同的哲理倾向，曾被许多学者视为中西方哲学之间最根本的差异。然而，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分’倾向，恰恰渊源于其特有的‘理性’精神；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倾向，恰恰渊源于其特有的‘人为’精神。

一、 哲学研究领域的不同
二、哲学研究的方法也不同

一、 哲学研究领域的不同
二、哲学研究的方法也不同

西方哲学有许多根本概念、根本范畴，中国哲学也有许多根本概念、根本范畴。
在中国哲学中，有许多根本概念、根本范畴，很难翻译成外文；西方哲学中，许多概念、范畴也很难翻译成中文，各有各的特点，必须了解他的真正意义。这点对研究哲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必须真正了解中国哲学一些范畴的真正含义，这是很细致的功。

中西方哲学的区别，是个涵盖范围相当广泛的研究领域。 
西方哲学在总体上是以肯定‘理性’因素在认识活动乃至在人的整个存在中的主导地位作用，作为哲学精神的主线；‘后现代’哲学思潮的‘非理性’精神，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这种‘理性’精神的否定性表现。就此而言，这些对立冲突，构成了西方哲学在人的存在领域内围绕‘理性’问题展开的发展历程的基本脉络。 
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在整体上对于‘人为’问题持有一种特殊的关注，集中体现在“为”范畴处于历史发展中占主导地位。在中国哲学正式形成的春秋战国时期，“为”已经成为一个基本的哲学范畴，甚至构成了‘百家争鸣’的一个焦点。当时儒、墨、道三大思潮之间的哲学对话，就是围绕‘有为’还是‘无为’、‘为政’还是‘为己’、‘为仁’还是‘为利’等问题展开的，以至于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构成了这些哲学思潮之间内在分水岭。道家的‘无为’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这种‘人为’精神的否定性表现，构成了中国哲学围绕‘人为’问题而展开的发展历程的基本脉络。 

如果对中西方哲学两千多年发展历程来概略性归纳，“人为”与“理性”这两种不同哲理精神，构成了二者之间的一种具有本源性意义的深层差异。 
当然，这种差异，并不等于说中国哲学就根本没有涉及有关‘理性’的问题，也不是说西方哲学也根本没有涉及有关‘人为’（实践）的问题。 
关键在于，二者对哲学领域内各种理论问题的探讨，都分别是围绕‘人为’精神或‘理性’精神这两个不同的核心展开的。能够说明在中西方哲学比较中具有本源性意义的一个典型例证，就是“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的问题。这两种不同的哲理倾向，曾被许多学者视为中西方哲学之间最根本的差异。然而，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分’倾向，恰恰渊源于其特有的‘理性’精神；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倾向，恰恰渊源于其特有的‘人为’精神。

中国没有哲学
哲学指西方哲学

受教了、、、

有，视角不同，关注点不同

中西方文化的初始阶段由于在哲学以及影响哲学的诸多因素并哲学反作用的这诸多因素存在很大的差异性，综合表现在哲学方面是有很显著的差异性的。本文比较的初始阶段的西方哲学界定为早期的西腊哲学 .
哲学的产生受地理条件及宗教的影响是很大的，西腊的农业文明产生于西腊半岛上的山丘之间的谷地，同时与周边文明的战争与贸易对西腊哲学的产生也有重大影响。在西腊文明诞生以前，地中海南岸的埃及文明以及东岸的巴比伦文明已经辉煌的存在了好多个世纪。埃及文明是敬畏死神的，埃及的神学以关怀死亡为主，他们相信死者的灵魂要进入阴间，并根据在阳间的表现要遭受到审判。克里特文明受埃及文明的影响很深，克里特文明对西腊半岛南端的迈锡尼文明又有很大影响，而后来的西腊文明显然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迈锡尼文明。而东方巴比伦的宗教神学更关心的是现世的繁荣而不是来世的幸福，巴比伦文明传入西腊的途径显然通过小亚细亚的陆路更便捷，方式不外乎贸易与战争。我们站在西腊半岛向西看，当时只有意大利南端的伊特鲁立亚人稍稍初显了文明的曙光，而北部的凯而特人、日尔曼人都还是蒙昧的阶段。 
中国的文明倘若说从有文字记载的年代算起，应该可以上溯到商朝，此时的中国农业文明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从商朝所领属的的地域来看,发展农业文明也是必然的。由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以及古西腊直至古中国都是农业文明来看，先人们总结出农业文明是诞生古老文明的必要条件，而游牧部族就不具备这个条件。在中国哲学真正意义上的产生应该从孔子对周礼的阐述开始，而在这之前亚洲大陆上的中国文明显得是那么的孤单，如果没有喜马拉雅山的阻隔可能与当时亦很发达的印度文明会有交流，但是地理上的无奈让中国的文明缺乏与周边文明交流的条件，而中国自上古以来神学及原始宗教方面缺乏有组织的系统性、权威性，这样宗教对中国哲学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当然要除了后汉以来佛教的影响。从这些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哲学显得比较单薄且缺乏多元性，从而造成中国文明独特性也是必然的。如果有人提出东晋时期的诸多外族以及之后的诸多外族对中国文明的影响，但大家都知道那多是外族主动的接受中华文明，对中国文明在哲学上的贡献除了我们本身演绎的佛家禅宗外几乎没有。 
孔子肇始中国哲学的时候，西腊哲学的鼻祖泰勒斯几乎是在同一时代发端了西腊哲学。虽然同样是农业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西腊文明以及西腊哲学由于可以引用并借鉴其他文明成果，这样相较于中国文明以及中国哲学的产生，就具有先天的优越性。西腊哲学受原始宗教和神学的影响很深，当时的西腊文明反映在宗教和神学上除了有奥林匹斯山上的那些喜欢争斗的诸神，还有由色雷斯的神演化而来的狄奥尼索斯或者说是巴库斯。虽然对巴库斯的崇拜受到崇拜宙斯这一派的正统派的歧视，但是由此诞生的奥尔弗斯教派对西腊整个文明包括哲学的影响也是不可不提及的。而反观当时中国的文明以及哲学由于宗教神学相对薄弱，因而中国的哲学更趋向于内敛的个人体验，在政治上表现于推行王道。 
泰勒斯说，万物是由水组成的，而孔子对哲学的阐述却是从所谓的周礼开始，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西腊哲学从开端便注重从事务的本身引申对对自然、对人类的思考，而中国的哲学则强调从人本身或人的主观本身去看待一切。虽然同时代的老子提出了道这个亦包含有规律的概念，但就象李泽厚先生所说的，老子的道是功能于实体混而未分的整体，这样的道显然与泰勒斯所说的水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泰勒斯之后的米利都学派在哲学上的基础观点无不是由物质为基础来引申的。象阿那克西曼德说认为万物都出于一种简单的元质，这种元质是无限的，这在某一方面又类似于老子的道。而阿那克西美尼认为万物的一切基质是气，这个气更强调的是它的物理属性，而我们中国哲学反映的那个气，形而上的成分更要多些。 


由以上我们是不是又可以说从一开始西腊哲学就更注重由事务的本身引申对世界及人类的探索，虽然在此之后的基督教的神学哲学让这种探索走了好几个世纪的弯路，但是由于基督教本身亦受西腊文明的影响，在它的教义中有些先验的东西就不免有某种程度的民主性与科学性。而中国的哲学由于从发端开始就强调宗法观念，更多的是从人的内在修为本身去理解阐述对世界以及对人类的探索，且又缺乏与其他文明交流的渠道，加上统治者对这种哲学的恶意曲解，导致这种哲学最后趋于死板僵化。虽然西腊文明从柏拉图以后在某些意念上与中国哲学有一定程度的趋同，但从整体上以及后来的发展来看，由于此二种哲学在目的与功用性上的不同，造成所谓的差异性就不难理解了。中国的哲学的目的是所谓的自我修为以及在功用上表现为维护王道，推行教化；而西腊哲学更注重对事务本身内在规律的研究，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