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开繁茂的枝枝叶叶，从中抽出缠绕着萨特和加缪那场友谊始终的主要缘由，有这么几个绕不开的坐标：一是二战后期的巴黎抵抗运动，二是战后国际政治风云中二人的态度，三是阿尔及利亚问题。他们的思想与行动深深“介入”这些事件中，在此相逢相知，也在此分道扬镳，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在此永远地深刻相通着。 　　第一个坐标是他们友谊的起始点。1943年6月，萨特的“介入”（由哲学进入历史）戏剧《苍蝇》在巴黎上演，首映式上，萨特和加缪初次见面，立即成为知己好友。因为他们之间早有默契：加缪作为法属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曾经在阿尔及尔的报刊上挥洒自如地评价过萨特的小说《恶心》和小说集《墙》，而萨特也早就评价过加缪的小说《局外人》和思想随笔《西西弗斯神话》，他们互相佩服，都从对方身上看出了非凡的创造性和惊人的才华。面对存在，萨特用了“恶心”的概念，加缪用了“荒谬”的概念，都否定了传统本质论哲学对人的先验性价值定义，给个人的自由选择和责任担当腾出了一片空间。因此，巴黎相见是一个契机，加缪很快成为萨特名流圈子中的一员。 　　当时的萨特已是赫赫有名，加缪还是初出茅庐，因此萨特便自然地成了加缪进入巴黎文坛的引路人；而加缪早在阿尔及利亚时就是一个积极关怀现实的行动主义者，当时正主编巴黎左翼组织的地下报纸《战斗报》，经常出生入死，可以说是“介入”的“老将”了，便很自然地将正在寻找“介入”之路的萨特引进地下抵抗运动。在加缪的安排下，萨特曾给《战斗报》写了一组反映巴黎解放战斗场景的文章——《起义中的巴黎漫步》（后来波伏娃在回忆中说这是她受萨特授意而写）。战后，萨特创办刊物《现代》，和《战斗报》一起，自觉地为更新法国社会的道德政治而尽力。因此，占领时期和战后的两人，殊途同归地活跃在法国历史现实的舞台上，成为才华卓著的左翼作家领袖。 　　第二个坐标主要是苏联问题。加缪执著的是，在冷酷的历史现实中一定要记住人性的根本要求，不能在反抗压迫者的过程中成为压迫者，忘却最终目标。因此，他谴责苏联的大规模清洗运动，认为极权政治淹没了人性。他写了长文《不当受害者也不当刽子手》，明确提出自己的价值立场：“我们不能逃避历史，因为我们身在其中，它一直没到我们的脖子。但人可以设想在历史中作战，以从历史中保全属于人的那一部分——这不是它的固有领地。”在这一线路上的扛鼎之作是其思想随笔《反抗者》，加缪进入价值逻辑和残酷现实的两极，全面论述了终极价值在历史过程中应该占据的位置。他还将自己的思想融入创作，写了戏剧《正义者》，塑造了一个“以自己的死为条件接受了为一件事业而杀人的义务的人”，用生命维护了革命的最初目标和最后目标。 　　与加缪不同，那时的萨特认为社会主义代表了人类发展的新方向，暴力是必要的手段，为了历史的进步应该接受历史的局限性，因此公开支持苏联。萨特也写了宣扬自己现实思想的戏剧《魔鬼和上帝》，塑造了一个从哲学进入历史的强硬分子，肯定了暴力作为手段的正当性，因此萨特一度变为一个“新型的政治现实主义者”。